有一首人们十分熟悉的打油诗：“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有蚊虫冬有雪，收拾书包过新年。”诗写顽童厌学，说是一年四季气候都不适于读书。这当然是漫画（“话”）式的夸张与讽刺。其实，读书与四季自然气候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对于真正勤学的人，无论春秋冬夏都不妨碍读书。相传有许多勤学苦读的故事，一些读书人即便是寒夜酷暑，也未受丝毫影响。
然而，四季自然气候与读书虽不相干，社会政治气候与读书却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是说，社会政治气候好，就好读书，能多读书，读好书；反之，要想好好读书实不可得。对于读书人来说，政治宽松，社会祥和，是最好读书的时候，此时就应该抓紧时机，好好读书。
书海茫茫，人生苦短，一个人一辈子其实读不了几本书。我读了几十年书，教了几十年书，一直和书本打交道。古人说“皓首穷经”，我早就两鬓添霜，已是皤然“皓首”，然远远没有“穷经”，且这辈子也别想“穷经”不但这辈子“穷”不了“经”，再让我“皓”几回“首”也“穷”不了“经”！这还只是就读书的数量言。如论质量，则一个人一生中真正能在宁静的氛围中潜心阅读的书和能读到的好书，就更少。这固然和读书人的处境、心态有关，即如是否有足够的时间，能否耐得住寂寞，各人的情况并不相同；另一方面还有一个大家都要共同面对的问题即社会政治气候，也就是读书的大环境，人们则无法选择，无法逃避。这种大气候从各个方面影响和制约着人们读书。因此，读书又确与季节气候有关，只不过不是自然季节气候，而是社会政治气候。
历史上的情况不去说了，就以我自己的经历而言，五十年代开始的后半个世纪以来，有几次或曰有几年确实是读书的好季节，值得追忆和怀念。第一次是五十年代中期即55年至56年，那是建国后不久，中央提出社会主义建设，开始重视经济生活，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人热烈响应党的号召，兴致勃勃、信心百倍地“向科学进军”。那时的学校里，到处书声琅琅；图书馆里，无论白天晚上都是座无虚席。我那时正读大学，又是学生干部，于是带头抓紧时间读书，从而尝到了读书的甜头，也初步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另一次是六十年代初至“文化大革命”前有几年，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虽然物质生活极差，真到了腹枵股寒的地步，但政治生活比较宽松，人们可以较自由地在书本的海洋中游泳，在学术的殿堂里徜徉。我那时已大学毕业，而且正参加全国高校文科教材的编写工作，名正言顺，理直气壮，既有明确的目的，又有很好的条件，因而确实读了点书，为自己从事的专业打下了一定基础。再一次就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央号召拨乱反正，提倡解放思想，全国人民积极向上，知识分子浑身是劲，都感到是发挥作用的好时机，因而读书讨论之风日盛。读书引发讨论，讨论促进读书。我那时正心高气壮，不但精力旺盛，且为了把被“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追补回来，更抓紧时间读书，虽不到废寝忘餐的程度，但确实是读了一些书，更读了一些好书。除此以外其他的时间，由于狠抓阶级斗争，猛搞政治运动，读书人没有时间读书，也不能安心读书。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只准“宝书”天天读，其他都是封、资、修，这哪里是读书的季节，又谁还顾得上读书？对读书人来说，在这样的季节里，大好的时间真不知浪费了多少，荒毁了多少！
近年来，中央又一再提出“尊重知识”，“科教兴国”，按理说这正是读书的季节，读书的好时机。然而我们又不能不看到，社会到处弥散着商业气，引发起浮躁风，教育界学术界大而至于读书界都不能幸免。君不见图书市场时不时一阵火爆，传出什么书被盗版多少万册，什么书又上了什么排行榜，还有这样那样的“推荐新书”和“读书奖”，闹得读书人不知所以，晕头转向，其实这些都和真正的读书无关，且很不利于真正的读书。我上面说的几个读书的好季节，都没有现在这些作派作法，读书的空气质量是好的。真正的读书人都知道，读书要的是沉得住气，静得下心，而不是跟风学时髦。读书固然不能“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却也不能心浮气躁，更不能只顾眼前，急功近利。读书是为了益智、辨理、致用，即增长知识，明辨是非，为了工作。我一生读书不多，仅就读过的书而言，觉得还是心静时读的一些书留下的印象最深，也最有用，成为了最好的知识积累。现在看来，读书确要有好的读书季节，在好的读书季节里，就应该抓紧时机，努力排除干扰，专心致志地好好读书，读好书，让自己工作生活得更好，更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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